一、南马庄大米2007年生态价格听证会现场纪要

河南兰考南马庄大米2007生态价格听证会11月4日下午2：00——5：00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的消费者和来自河南兰考的生产者经过讨论以后，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价格，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价格，可最后还是没有被所有人都认可的价格。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家彬最后宣布，先公布各方建议价格一段时期，待形成一个被多数人接受的价格以后再按照新价格执行。

南马庄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庄，有300多户1480多人，耕地2860亩。2004年，该村在外来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在兰考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大米生产者合作社，并于2005年生产了无公害大米。在2006年卖大米的过程中，形成了社区支持农业、市民支付定金预购大米的城乡合作方式，试图缩短中间环节，让大米的交易过程成为一个可以控制的过程，让市民能够吃上安全的食品，让农民能够获得稳定的市场。

在这种模式的大米价格形成机制上，一般原则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通过价格听证会的方式来确定。2006年11月6日就进行了第一次无公害大米的价格听证会，当时的生产者提出，只要市民能够支付超过成本的价格就行，而消费者通过对农民的投入产出进行了计算，并认为农民生产者理当有40%的净收入，经过科学推算，给出了2.34元的价格，超出了农民提出来的价格。综合了在北京的物流配送成本等因素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最后确认的价格是2.50元。

来自河北枣强专门从事有机农业种植的农民安金磊认为，当前市场的粮食价格只反映了市场的交易价格，并没有反映农民在保护生态环境上的努力。在当前的粮食价格影响下，农业生产使用大量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和农药残留过多，对生态环境有严重的破坏作用，造成了农民和市民互相伤害的结局。他认为，今天的粮食价格应当将农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包括进去，鼓励农民从事有机生产，保护生态环境。

南马庄村党总支书记张砚斌表示，南马庄村劳动力900多人，出去打工的有400多人，有30多户做生意的，种地的只有300多人，但种地的也不安分守己，在农忙的季节在地里干几天活，大部分时间在当地的工厂里面干活，他们把种地当做附带的事干，原因是种地的收入不到每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一般要靠外出打工挣钱才能养家糊口。“现在种地说起来越种越简单、越好种，但是投入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少。机械化程度高了，也简单了，大量的化肥农药用上，成本高了。特别是每年在增加化肥农药，土壤有了依赖性，成本越高，老百姓越不赚钱，老百姓就不种地了。”

张砚斌认为，目前的耕作方式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已经破坏了生产环境，土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小时候玩的泥，粘到手上半天洗不掉。现在的泥就是土粒，它没有了土壤的活性。20公分以下的土壤很硬。干旱天，那么硬的土地，根扎不到下面，就很容易减产。下雨、刮风就更别提了，下一场雨说不定就会淹死。这样的土壤怎么能够生产出安全健康的产品？”

“而我们的市民，特别是收入高的白领阶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平时在超市里面买一些有机、绿色的、无公害的产品，虽然都是买名牌，但越是名牌假的越多，就算你买到真的，可能也是经过了几道经销商，买到手里的产品已经是出厂一个月以后的产品，没有什么新鲜可言。”

安金磊和张砚斌的观点直接促成了兰考南马庄大米2007生态价格听证会的召开。曾经在兰考挂职担任副县长、促成了南马庄合作社成立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何慧丽认为，“传统的经济价格在以经济为中心和以发展主义为要素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进入到了生态时代，既有的概念解决不了农民的付出和收益问题，更没有考虑到生态破坏和维护的成本，应当有一种思路，让广大农民增产就增收，优质就优价，付出与报酬成正比，也让生态资源的成本进入市场”，何慧丽认为本次会议上讨论的“生态成本”和“生态价格”，意味着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人应该是生态人，是生态的生产者和生态的消费者，以代替旧式的只从经济意义上提出的经济成本和价格，人只是经济人的提法。

这些观点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家彬的支持，便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办了这次活动，林家彬担任活动主持，活动的地点则在北京海淀区林大北路18号院26号商铺内新成立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内，在清华大学学习的兰考县委书记黄道功出席并做了演讲。

听证会上，4名来自南马庄的农民代表和4名来自北京的消费者代表对南马庄2007年种植的无公害和有机大米价格进行了讨论，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靳乐山担任了对农民和市民所提出的成本和价格进行核算和提出建议价格的任务，来自附近高校的多名教授和普通消费者等近40人到场旁听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南马庄农民张军臣提供了种植一亩无公害大米所需的成本。张军臣说，种植一亩无公害大米，需要鸡粪一方，花费100元；还需要150元的饼肥，主要都是棉饼和大麻饼；耕一亩地、打一亩地需要30元；一亩地需要7斤稻种，1斤种子4块钱，合28元；用莲花味精厂的下脚料生产的有机复合肥，一袋是80斤，需要 42块钱；生态菌一亩地需要50块钱；无残留的、低毒的有机农药，一亩地需要40块钱；水费一亩地要交水费60元；插秧一亩地要花100块钱；收割用大型机械一亩需要60元，南马庄用人工割，一亩地按8个工算，一个工按30块钱，需要240块钱。

张军臣说，收割到家了，然后该加工了，一亩地是800到900斤的产量，一百斤稻谷出70来斤大米，加工费怎么也需要按5块钱，一亩地也要45块钱；包装按900斤稻谷算，有630斤大米，包装需要50块钱。从兰考运到北京，再从北京送到各个米店，这两运，也要250块。从投资肥料到运到北京的各个米店，这一亩地就需要花1200元。要按照2006年无公害大米的价格，每斤按2.5元走，每年从4月20多号下种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左右，一共160多天的生产期，农民一亩地得利益就是300来块钱。

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2007年转包了村民的200亩地种植“黄金晴”无公害大米和富硒有机大米，增加转包费每亩400元，产量是每亩490斤大米，而成本分别是1538元和1868元。具体成本还随着包装的不同而不同。

而2006年就参与购买南马庄大米的消费者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立表示，“公平贸易的方法是成本定价法，而不是市场定价法，不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定，而是按照农民生产成本是多少，我们在成本基础上付合理的利润，就可以维持他的生产，让他继续做。”

周立认为：“无公害的大米，稻谷产量是900斤。等到我们买到了米是630斤，7层的。按照现有的成本来算，大概1.88元的成本，一斤无公害大米 1.88元的成本。我们付了1.88元，农民不赔钱了，但是农民还有他的家庭生活，我们记录的农民的工作成本是8个工作日。8个工的成本是240块钱。并没有对农民的家庭生活、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可持续农业付一分钱，这是一个净成本价。”

“按照2006年的算法，要加40%到50%的流通费用，如果农民不直接向我们销售，他们卖给市场，市场会经过收购者、二级批发商、大型的粮油批发商，再到我们手上，通常有40%到50%的附加价值会在成本的基础上。比如说加50%就是2.63元。流通费用可以相应的减少，我们可以取一个稍微低一点的线， 40%。没有中间商以后，这一部分的费用可以两边共享，我们把40%让利给消费者，我们以2.82元作为一个参考价。但这个价格还没有考虑到生态成本的价格。黄金晴由于产量比较低，它的价格比较高，参考价格可能在4.56元左右。有机大米的参考价格可能在5.52元左右。这是我经过算的，大概提出的一个可能的参考价格。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靳乐山认为，从自然的成本来讲，普通的无公害大米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它不需要交转包费，而转包地虽然增加了转包费，但有集体控制，通过这种控制使质量更上一层，所以需要付更高的价格，转包地的有机大米价格应当最高。他认为每亩地农民应当有500元的利润，再加上一定的维持生态的价格，南马庄普通的无公害大米价格应当是每斤2.74元，“黄金晴”的价格是4.24元，富硒香米的价格是5.11元。

“通过这样的算法，希望首先能够使消费者很清楚，我这个价格构成是什么样的，其次，我用这个价格购买的话，我用怎样的方式维持农民，维持稳定的生产方式。”“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价钱来支持农民的话，农民一亩地能够挣500块钱，他种10亩地一年挣5000块钱，这是他维持生计的价钱，另外还有一个生态的考虑，构建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我们为生态文明的构建一斤付出了2毛钱，我们为这个自豪。”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迟仁立认为：“生态价格其实应该是社会生态价格，不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应当由税收、国家来调节这个东西。”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普书贞认为：当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的时候，我们要参与。他曾在05年到兰考去了一趟。感到当地工业还是相对落后，民风很纯朴，对我们搞生态发展旅游，包括有机、安全、健康的食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说：“生态价格应该由生态价值决定，生态价格不仅仅是这个米让人吃饱，还有一个健康的需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了我们的抵制污染的需要，因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也需要村里面的老乡最好不要用农药。”

兰考县县委书记黄道功表示感谢大家的支持、关心和帮助，并当场代表县委县政府表态：“我们有义务把这个无公害的食品生产好，回去以后县委县政府将更加重视这个工作，千方百计保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用我们良好的食品回报社会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

由于消费者代表和专家提出的建议价格远远超出了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提出的价格，一时间难以协调，主持人只有表示，将各方意见公示一段时间，待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以后，再来决定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和有机大米的价格。

“人们只有正确评价自然生态价值的时候，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行为；人们只有切实感觉到其所消费的产品所付出的生态成本的时候，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如何从观念上、制度上、行为上建立能够有效构建生态文明，有效约束浪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资源的一套话语行动体系？”何慧丽在会上这样讲。她认为，只按照反映了商品价值的市场化原则，农产品的价格已经近乎低到了不能保证粮食安全、农业生产环境严重恶化的地步，举行大米的生态价格听证会，通过专家、学者的研讨，首先起到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思想启蒙作用。

当有人问她“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觉得这样的价格偏高怎么办”？何说：“在今后的操作中，我们可以将南马庄大米标出两个价格，一个是专家、学者测算的包含善待土地、善待农民的生态价格，一个是当前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目前状态下均可接受的市场价格，消费者愿意从现在开始就尝试着当生态人，可支付生态价；消费者暂时心理上不可接受，就还当他的经济人，可支付市场价，但他得明白，做一个不损害生产者和生产环境的生态人，才是一个在生态文明时代里的文明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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