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說，紀年是小事，只要約定俗成，世界通用，就是皆大歡喜不亦快哉了，何必再去勞神費力推動孔子紀年制度呢？然而，歷史是集體人群的創造物，在中國人的世紀即將到來的時代裏，為了傳承並發揚中國歷史文化，實踐人創造歷史的主觀能動性，讓中國人的世紀更快，更堅定的到來。我們認為歷史記憶的重建與活化，該是中國世紀的第一件要事，而歷史紀年制度的確立，正是中國歷史系統化，定位化，甚至尊嚴化的關鍵所在，絕不能馬虎將就，茍且隨便的。

當今以耶蘇紀年的制度，先是在教會中實行，以耶穌釘上十字架之年為元年， 至西元六世紀，羅馬一教士倡議，改用耶穌之降生為紀元元年，西方的紀年制度終於確立。爾後憑藉教會勢力的廣被，歐洲文明龐大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 入侵世界其他地區，耶教紀年制度漸漸形成為公認的紀年制度。以這一紀年為主軸的歷史視野，深植大多數人類腦中， 成為論斷世界歷史的座標，從而不知不覺，以西方中心主義，來看自己看世界。

中華民族以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以及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紀年制度上卻沒有什麼夠格的創造，歷朝各代用帝王之年號紀年，用天干地支六十個專有名詞給年命名。因吉凶而改元，因登基而改元，因爭正統而改元，弄得紀年方式支離破碎，慘不忍睹，後代子孫耗時費力，弄也弄不清。堂堂神州子民為一姓之興亡，在爭權奪利的小圈子裏，弄得骨肉相戰，膿血橫流，真的是勇悍無比。可是在大方向大格局裏，求一個可以在歷史長河裏立足，為廣大人民方便使用的紀年制度，無有也！在歷史系列的時間主軸裏，中國人棄守了。中國人既無法以民國的年軸，無法用各帝紀年，去縱觀歷史，要中國歷史讓現代中國人有一概略性的認識，絕難絕難。中國人難用歷史的傳承來定位自我生命，難用中國歷史格局來認識歐洲歷史，歐洲人卻可以用其熟悉的紀年軸，定位中國歷史。長此以往，中國歷史文化終將成為歐洲歷史文化的附庸，身為有尊嚴的中國人，情何以堪呢？

梁啟超在其『論紀年』一文中，主張中國當以孔子為紀年：『 史記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而其餘各國世家皆書孔子卒，此史公開萬世紀元之定法也！近今學者討論，謂當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至今日各報館用之者既數家，達人著書亦往往標用此號，殆將易天下矣！用此為紀顧有四善：符號簡，記憶易，一也。不必依附民族，紛爭正閏，二也。孔子為我國至聖，紀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愛國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孔子以後，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則用西曆紀元前之例，逆而數之，其事不多，不足為病，四也。有此四者，則孔子紀元，殆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

是了，以孔子紀年正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必然結論 ，也正是重整歷史系統 ，恢復民族尊嚴的第一步。司馬遷在史記中說：『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 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低回留之不能去雲。 天下君主至於賢人眾矣， 當時則榮， 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 可謂至聖矣！』

雖然，『仲尼不出』不可能萬古如長夜，但仲尼不出，中華文化肯定要喪失相當光彩， 孔子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古今不做第二人想。 而其學說專注人倫治國之道，不言鬼神，以理性而言，確有卓絕而常新的文化意義。至於因中國衰微而責孔子學說，有如河殤之歸罪黃河，僅僅只是代罪羔羊，是不肖子孫自己脫責之詞罷了！試問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如何能規劃千年， 乃至於二千年後的事呢？後代子孫不能奮發圖強，反來鬥孔批孔，實跡近無賴了！

因此，我們認為清末的孔子紀年運動，由於戰亂，由於國家各種條件之不足，沒能茁壯成長，是極為可惜的，現在該是兩岸和平重建歷史的時候了！我們呼籲兩岸學術界、出版界、教育界的朋友門！歷史在你們手上，創造歷史的機會就在眼前！只要你們堅持中華民族主體性，推廣孔子紀年制度，以中華主體性來看歷史、寫歷史、教歷史、歷史的眼界，歷史的樣態將會有絕大改變。於是中國的紀年有中國的歷史文化，有中國的尊嚴與氣魄。憑藉中國人的努力與壯大，孔子紀年，亦可以過江過海，為全球人類所共知矣！